夏令行动·“谁让你拍我了？”先拍后卖、偷拍直播，热门街区街拍正悄悄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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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衡复风貌区梧桐蔽日。武康大楼、安福路一带既是市民游客消暑逛游的热门去处，也是街拍摄影师最活跃的取景地。
街拍，本是摄影师走上街头，捕捉自然瞬间的一种艺术创作方式。但近日，不少游客及市民却向解放日报·夏令行动反映，在武康路、安福路等热门街区，街拍正变得愈发令人不适：有摄影师拦路强行拉客，甚至先拍后卖；有人未经许可偷拍路人，甚至在直播间全程直播跟拍……记者前往现场走访。
“不买也得买”
8月13日下午，一场大雨刚过，兴国路与淮海中路交叉口的上街沿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这里正是武康大楼的最佳拍摄位。在打卡拍照的人群中，10余位挎着相机、举着平板电脑的摄影师蹲守在转角处的绝佳机位，目光全盯着往来游客。
△摄影师占据拍照点位，招揽顾客。
“小姐姐拍照吗？选中一张30元，4张打包100元。”见记者走近，一位身着藏蓝色马甲的摄影师快步迎上来，随即将记者引导至其提前占好的拍摄位，迅速摁动快门。其间有游客靠近，均遭到了驱赶：“让一让好吗？这里在拍照。”当天下午，由于转角处无遮挡的拍摄点位均被摄影师占据，不少游客只能站在车行道上拍摄。该路段车辆不少，安全隐患不小。
除了对正常游览秩序的侵扰外，有游客则遇遇“强买强卖”。8月上旬，陕西游客屠女士来到武康大楼附近游览时，选择了报价20元一张的拍摄服务。“我当时跟摄影师谈好，只想要1-2张照片，他一开始也是满口答应。”但实际开拍后，摄影师不停按快门，拍下了几十张照片，选片时则软磨硬泡，劝她多收几张，“可以给我打包价200元。”被拒绝后，摄影师又改口“一两张不卖，最少也要5张才卖。”屠女士最终被迫花100元买下了5张照片。
面对这些摄影师，外国游客们更是感到头疼。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外国游客经过时，摄影师会先举起相机对着他们按下快门，再把相机屏幕递到对方面前——照片已经拍好了，接下来就等收钱。一群韩国游客中文不好，面对相机屏幕显得不知所措，连声说“thank you”后，不得不扫码买单。
在不远处，武康路上的另一批摄影师则要隐蔽得多。记者走访时，注意到几位身着便服、斜挎小包的中年男子，他们不扛“长枪短炮”，手里只拿手机或云台相机，看见四人左右的小团体停下来拍照，便主动凑上去：“我帮你们拍张合影吧！”合影完毕，他们便和游客们一路攀谈，表明自己是本地人，“可以带你们逛逛，帮你们拍照。”从设备到话术，都刻意弱化商业色彩。游客小于告诉记者，她和朋友曾遇到一位“老伯”，“穿格子衬衫、黑裤子，我们都以为是退休老伯热心帮忙”，结果跟拍一路后，他亮出了收款码，两人也只能乖乖付钱。
△一位身着便服的中年男性以“帮忙”为名，带领两名游客拍照游览。
“这些摄影服务和正常商业摄影有本质区别。”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泽若说，正常商业摄影是消费者先谈好价格、主动购买，拍摄肖像经过允许，而上述几种“先拍后卖”的情形则完全颠倒了这一顺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此外，摄影师故意隐瞒身份和收费事实，可能构成价格欺诈；若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暴力或威胁的情节，则将构成强迫交易。
“走过去就感觉有人在拍你”
武康大楼附近商业拍摄停留在“不买也得买”的层面，安福路的景象则指向了一个更让人不安的问题：未经许可的拍摄，边界在哪里？
8月13日傍晚，多位手持相机的摄影师靠在安福路街边的梧桐树上。他们时而拿起相机对准远处，乍一看是在拍摄街景，但在他们查看成片的间隙，记者走近看到，相机屏幕上均是人像。“有些人当下就会感觉到自己被拍了，如果不愿意，我们也会配合当场删除照片。”一位摄影师向记者介绍起自己的工作，“拍完照片，我们会发布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曾遇到过照片发布后被要求删除的情况，“可能有人会觉得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隐私权”。
△社交平台上有大量以第三者视角拍摄的街拍内容。
记者在安福路走访时发现，极少有街拍摄影师经过路人同意后再进行拍摄，大多都是直接冲上去拍，或索性远距离拍摄。然而，作为被拍摄对象的路人要说“不”却并不容易。一位在安福路逛街的年轻女性告诉记者：“你很难知道这些摄影师究竟在拍什么，你看到镜头明明对着你，冲上去问他，他就说在拍街景，也不愿意把照片给你看。”另一位女性则表示，来这里逛街的话，就只能走快点，“降低被拍的概率”。
除摄影师外，当日，记者还在安福路上发现了一位戴着口罩、举着手机做直播的男士，口中还念念有词道“让我们专注于今天的任务”。起初，记者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街景直播，用以展现上海的城市风光，但越跟越觉得不对劲：他的镜头始终对准来往的女性路人，有时还会一路跟拍、尾随很长一段距离。
△该名手持手机直播的男子向一位年轻女性搭讪。
随后，记者打开某社交平台，果然找到了一个直播间，主播的镜头内容与这位男士正在拍摄的内容如出一辙，直播简介中写明“街拍直播，随机抓美女街拍”。记者看到，该名主播蹲守在安福路某女装店门口，画面中，大量女性往来进出。当时，直播间共有138人，评论区不断滚动：“感觉好看的好少”“上面的漂亮”……甚至有部分言辞较为出格，主播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按照评论区的要求寻找拍摄对象、调整角度，将镜头一次一次推得更近。
△主播蹲守在服装店铺门口拍摄，评论区内充斥着大量恶意评论。
刘泽若表示，未经许可拍摄他人肖像本身已侵犯肖像权，照片若被擅自发布甚至丑化传播，还可能损害名誉权，肖像属于个人信息，未经许可拍摄、收集、传播也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而较之静态照片，动态直播呈现被拍者所有动作，还进一步侵犯隐私权。主播按评论要求追逐、近距离拍摄女性并配合低俗评论，对被拍者不仅是权利侵害，还有精神损害。她提醒，直播即使没有回放，同期观看者也可能录屏并在其他平台二次传播，甚至流传到一些不文明的平台上被继续讨论。
“即便是侵权后删除，也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刘泽若指出，当路人发现被拍摄时，肖像可能已公开发布甚至被截图保存，损害已经扩大，除删除外还可能涉及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责任承担方式，若发布者借此营利，还应当将盈利所得作为赔偿的参考因素。
律师：应加强事先预防及事中监管
街拍侵权的一大难点是举证。刘泽若建议，一旦在社交平台或直播间发现自己被拍，第一时间要做的是取证：“及时截图，最好把账号ID也一并保存下来。”她还提到，可以通过官方区块链智能公证平台进行证据保全，此外，将内容转发给亲友，通过微信等平台留痕，也是固定证据的辅助方式。
取证之后，刘泽若梳理了五种维权途径：一是直接要求拍摄者停止拍摄、删除内容；二是通过平台投诉举报，要求平台及时处理；三是发送律师函或书面警示函；四是报警固定证据；五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针对这些街拍乱象的治理，难度比较大。”刘泽若进一步分析道，一来，街头拍摄者流动性强，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执法成本高，即便警察来了，拍摄者已经变换了角度，或以“拍街景”作为辩解，违法事实便很难认定；二来，违法成本与维权成本严重失衡，“被拍者要公证、发函、起诉，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很高，真正去维权的人很少”，而外国游客因语言不通、不了解维权途径等，往往也选择花钱消灾。
因此，治理的关键还在于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管。刘泽若建议，可以在武康大楼、安福路等乱象高发地段设置醒目的警示标牌，明确告知“未经同意不得拍摄他人肖像”；同时加强巡查执法，及时查处占道经营等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在平台责任方面，她建议直播平台建立AI识别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机制，对明显以路人为拍摄主体、评论区存在低俗内容的直播间及时干预，对投诉高发的直播间加强评论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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