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家级新区立法很常见 杭州为什么给省级新区立法？

7月1日，《杭州钱塘新区条例》将正式施行，浙江首个省级新区迎来首部“基本法”。

从全国看，给国家级新区立法很常见。从最早1992年设立的浦东新区，到最晚2017年设立的雄安新区，19个国家级新区，几乎都有量身定制的法规，比如，2021年9月1日，《河北雄安新区条例》施行。

为一个省级新区立法，确实不多见，但已成趋势。2021年1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江东新区条例》施行；近日，《四川省人民政府2023年立法计划》印发，《成都东部新区条例（草案）》，被列为今年的重点立法任务。

新区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受瞩目的经济现象之一，成为服务“国之大者”、落实“省之大计”的重要战略承载，肩负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重任和使命。

无论是国家级新区，还是省级新区，立法的目的是共通的：为其大胆试和大胆闯提供制度支撑，让高质量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跑出加速度。

不过，今天探讨杭州为钱塘新区立法的意义，还要将视角再聚焦一些。

首先是使命决定。2019年，浙江批复设立杭州钱塘新区时，提出了四个希望实现的目标定位：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省标志性战略性改革开放大平台、杭州湾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融合创新发展引领区。

说的通俗一点：制造业水平要世界一流，宜居宜业在长三角是标杆，向全省输出更多改革开放成果，智能制造在杭州湾是引领。

四个目标单独去完成，难度系数都很高，集中在一个地方实现，“常规操作”已很难抵达终点，这就需要赋能。

于杭州来说，曾几何时，是从制造业起步，杭钢、杭氧等工业大厂，占据经济“半壁江山”。但经过20多年产业变迁，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滑。

“再造一个杭州工业”，铸就实体经济的铁柱钢梁，制造业体量最大的钱塘新区，必须要承担“挑担子”的重任；

其次是破题所在。从远大目标拉回到现实，钱塘遇到了“成长的烦恼”，靠自己很难解决了——

有规划上的，钱塘新区有531.7平方公里，钱塘区有338平方公里，相差的193.7平方公里，涉及多个行政区域，难以实现统一规划；

有管理上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行政管理权限不衔接，比如，在钱塘区行政区域外的部分，无法行使社会管理权限；

还有创新上的，新区的特质是“新”，动力是“试”，面对发展目标，无论是单位和个人，勇闯“深水区”的勇气和底气，还亟待提升；

最后是现实所需。今年以来，浙江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三个“一号工程”，将“打好经济翻身仗”作为拼经济的核心主题，主力军要发挥主引擎作用。

4月，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钱塘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把三个“一号工程”做实做细做出成效，勉励新区要勇闯新路，勇立潮头，加快打造现代化国际化一流新区。

《杭州钱塘新区条例》的出台，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对未来增加了诸多确定性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