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湖西一带被豪门富户占为田荡,几乎成平地。为疏浚西湖,杨孟瑛从上书到开工,足足花了五年时间,五次上奏,反复陈说“西湖乃杭州肺腑”“所利于民者甚大”。他干事有方略,更有股子硬气。
■ 杨孟瑛经手数万两白银,自己依然粗茶淡饭,甚至自掏俸禄补贴百姓——“干净干事”这四个字,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政绩观最朴素、也最坚实的底色。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杨公堤一直叫西山路。
相比车水马龙的北山街和南山路,静谧野趣的杨公堤能看到西湖的另一面,少了明媚奔放,多了和顺矜持。
从杨公堤拐进花港公园西门,沿湖而行,一路清幽。堤畔绿荫深处,一座青石碑亭悄然伫立,飞檐翘角,黛瓦覆顶。
亭中石碑正面,有书法家沈鹏题刻“杨公堤”三字;背面碑文《重修杨公堤碑记》由当代辞赋家王翼奇撰文,记述着五百年前一位杭州知府的治湖功绩。
“很多人知道苏堤、白堤,却未必知道杨公堤。”杭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城市科学研究会文化专委会主任仲向平已在亭中等候,“筑这条堤的人,叫杨孟瑛。他疏浚西湖的功绩,足以与两位前任‘市长’比肩。”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四川丰都人杨孟瑛出任杭州知府。彼时的西湖,已四百多年未得系统治理。元代“废而不治”,明代中叶,湖西一带被豪门富户占为田荡,水面萎缩了三千多亩——相当于当时西湖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湖西几乎成了平地。
“杨孟瑛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访察民情。”仲向平说,“他认为,西湖是杭州的门脸,更是百姓的生计。治湖,就是‘体乎于民’。”杨孟瑛在《呈复西湖状》中痛陈:“历宋及元以至国朝,被邻湖贪利之徒占为田荡,湖面日狭。”西湖淤塞,不仅影响景观,更危及民生:灌溉无水、运河干枯、百姓逃亡。
但疏浚谈何容易?杨孟瑛整治西湖的阻力巨大。
首先,最大阻力是来自豪门富户。明初杭州官员将西湖划给了豪富,自此他们就名正言顺地霸占着西湖。此前也有多位官员曾提议浚湖,但往往在“第一关”就被搁置。
更棘手的是,手续繁复。白居易治湖无需奏请,苏东坡奏请后很快获批,而杨孟瑛从上书到开工,足足花了五年时间,五次上奏,反复陈说“西湖乃杭州肺腑”“所利于民者甚大”。直到正德元年(1506年),朝廷终于批准。
“他干事有方略,更有一股子硬气。”仲向平带着记者沿堤而行。对占湖大户,杨孟瑛反腐倡廉,揪出贪官污吏,追回赃银十万两;对普通农户,他实行田地置换,把废弃寺庙的土地分给他们,还自掏俸禄资助困难户。他还精算出财政平衡:清查漏征税赋得米九百七十石,补足占湖田赋税缺口;浚湖用银两二万三千六百两银子,而追回的赃银远超此数。
工程开工后,杨孟瑛身着粗布短衣,脚蹬布鞋,手持竹竿,亲临一线测量指挥。一百五十二天,终于退田还湖,恢复了唐宋时期的西湖湖域。疏浚出的淤泥葑草,一分为二:一部分加高加宽苏堤,另一部分在湖西筑起新堤——这便是杨公堤。堤上建环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六桥,寓意“六桥锁湖,永固清波”,与苏堤六桥遥相呼应。仲向平说:“这条堤最初的作用,是划一道‘红线’——堤东水面不许再侵占。堤西则成了今天茅家埠、乌龟潭这些幽静水域的雏形。”
如今,景行古桥——杨公堤六座古桥中仅存的一座,依然静卧在葱茏草木间,桥下碧水长流。然而,杨孟瑛却因得罪太多势家豪门,不久遭弹劾,黯然离杭。
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评价:“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杨孟瑛不贪功,谦虚地说:“孟瑛之心,亦二公之心”——只说自己是在恢复白居易、苏东坡的利民事业。
2003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中重修了“里六桥”,西山路重新叫回杨公堤。2007年,“杨堤景行”被评为杭州“三评西湖十景”之一。那位五百多年前的“老市长”,他的堤、他的湖、他的精神,像这湖水一样,日复一日默默滋养着这座城市的根脉。
有一个规律是可循的——凡是对西湖好的官员,百姓就说他是好官。杨孟瑛正是这样一位在艰险中守护水土的实干者。
他的政绩观对今日的党员干部仍有深远的启示:一是“长期主义”——他用五年争取、五个月实干,不搞“盆景工程”,做百年大计。二是敢于“得罪人”——追回赃银十万两,惩治贪官,断了豪强财路,这种担当在今天依然需要。三是“公私分明”——经手数万两白银,自己仍粗茶淡饭,甚至自掏俸禄补贴百姓。清廉,是为官者最硬的“底牌”。
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而是刻在一方水土上的印记。“干净干事”这四个字,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政绩观最朴素、也最坚实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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