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然后知不足：吴让之的求索之道

吴让之原名廷飏，字熙载，后避讳改字让之，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他是晚清篆刻四大家之一，书画印皆擅，尤以篆刻名世。西泠印社藏有吴让之数方珍贵印石，其中“学然后知不足”印承邓石如“印从书出”之法，呈“上密下疏”之势，尽显“用刀如笔”之妙。吴让之的艺术生涯，便如他所刻的闲章一般，是“学然后知不足”的求索，是“丹青不知老将至”的忘我，是学无止境的写照。

吴让之出生于仪征一个寻常人家。十五岁那年，他得见汉代人印作，如获至宝，从此一头扎进汉印的世界。十年朝斯夕斯，他对汉印平正庄重、浑厚朴茂的气象烂熟于胸。此后五年，他又转师明清以来诸名家，务求形神毕肖。从汉印到明清流派，他像一块海绵，贪婪地汲取着前人的养分。他曾频繁往来于仪征与泰州之间参加科举，虽功名未成，却结识了许多文人雅士，进一步陶冶着自身情操。“学然后知不足”，这句《礼记·学记》中的古训，成了他在学习生活中孜孜不倦践行的真理。

倘若“学然后知不足”印刻于此时，想必呈现的是青年吴让之研习古人之学的感悟。他学到了汉印的平实，悟得了明清诸家的巧思，然学之愈广，愈难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与出路。十五载伏案刻石、寒窗苦读，刻刀磨钝了一把又一把，印石堆满了案头，他手握刻刀，对着一方方青田石久久沉吟。“学然后知不足”五字，既为自勉，也示决心：于篆刻之道，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饱览古印、前人印论的吴让之总不满足。近三十岁的他尚未跳出“印中求印”的窠臼，日渐精熟的技法不能满足他对篆刻更高的期待与追求。正当创作陷入瓶颈期，吴让之机缘之下得见邓石如印作。观摩邓氏印谱，使他醍醐灌顶：原来印章可以这么刻。邓石如提出“印从书出”，以碑派篆书入印，打破了“印中求印”的千年成法。篆刻不只是模仿古印形制，更是乘笔墨之兴，得篆书之趣，以书入印——难怪吴让之“始见完白山人作”，便“尽弃其学而学之”。这份“尽弃其学”的决绝，使吴让之快速成长，很快成为邓派篆刻的中坚人物。

邓石如让他看到了篆刻从“技”进乎“道”的可能。在此之前，吴让之学汉印、学明清诸家，学的是形制，是章法，是刀法技巧，“务求肖乃已”；而邓石如的印章告诉他，篆刻的功夫更在印章之外，篆书的功底有多深，篆刻的格局就有多大。“学然后知不足”一印大概率刻于此时期，展现了吴让之对邓石如印学思想的顿悟与沉思。他的心境已大有不同：少了几分懵懂，多了几分笃定；少了几分锐气，多了几分沉潜。他持铁笔如飞，刀走石间，渐开金石新境。静观此印印面，各字“口”部处理为外方内圆，既保留秦汉铸印的方整劲健，又融入小篆的尚婉而通之美。“学”“后”“不”等字长弧线飘逸灵动，仿若吴带当风，正是他自邓石如处悟得的篆书古韵。

后至晚年，吴让之仍未因声名日隆而稍懈于学。咸丰三年（1853）后，吴让之避乱流寓泰州。此后十年间他辗转寄居于友人家中，以鬻书刻印为生。为求谋生，亦出于好学之心，他恭谨地拜画家郑箕为师，从头学习绘画之事。《清稗类钞》评价他的艺术成就时称：“刻印第一，次画花卉，次画山水，次篆书，次分书，次行楷。”足见其晚岁学画的成就之高，亦可见其求学心态之诚。他后来自号“晚学居士”，多次刻印自勉，学画一事便是对此号最好的践行。

倘若吴让之于此时作“学然后知不足”印，此印更是对他一生为学态度的写照。历经战乱颠簸，为贫穷所困的吴让之，在此时刊石或已上万方，篆刻之名满天下，却仍在孜孜不倦地学画、学金石，与后生论艺辩道。他刻下这方印时，双手或已颤抖，目力或已昏花，但那把刻刀握在手中，依旧稳如磐石。“学然后知不足”，少年时是懵懂的自觉，中年时是顿悟的透彻，到了晚年，更成一生坚守的姿态。“晚学居士”的号，“学然后知不足”的印，互为表里，共同勾勒出一个学人学无止境的谦卑形象。

“学然后知不足”，一方小小的闲章，映照出的是吴让之以一生践行的好学之心。从少年摹汉的自觉，到中年师邓的决绝，再到晚年学画的谦卑，吴让之的一生堪称学无止境的典范。吴昌硕叹曰“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而后世印人从他那里学到的，又何止是刀法与章法的精妙？更可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