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三老”发出大运河申遗呼吁信20周年

从“专家谏言”到“国家行动”

杭州日报讯 2005年12月15日，一封八百余字的信函自杭州发出，飞向京杭大运河沿线十八座城市的市长案头。署名者是三位平均年龄接近八十岁的老人：九十岁的郑孝燮、八十二岁的罗哲文、六十一岁的朱炳仁。他们在信中感慨：“京杭大运河可是个无价之宝呀！”并疾呼加快其保护与“申遗”工作。

这封笔力千钧的“呼吁信”，宛如投入湖中的巨石，激起了持续二十年的层层涟漪。它打破了大运河申遗长期陷入的僵局，推动了一项关乎民族文化根脉的事业，从三位专家的一腔赤子情怀，演变为一场举国上下齐心协力的“国家行动”，最终让这条古老的“流动文化”于2014年成功载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十年后回望，这封信已超越了普通的建言，成为一场文明接力的发令枪，映照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道路上，专家智慧、人民力量与国家意志的动人交响。

一封迟来的信，唤醒“被遗忘的遗产”

大运河，这条开凿于春秋、贯通于隋唐、繁荣于元明清的千年水道，曾是维系帝国命脉的“经济大动脉”，串联起南北文化，滋养了无数城镇。然而，至二十世纪末，在现代化浪潮中，它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河道污染、部分遗迹湮没、断流之虞日甚。更关键的是，一种“文物必是静止”的固有观念，让这条仍在使用、依然“活着”的运河，其文化遗产价值长期被低估，申遗工作徘徊不前。

转机在2005年出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增“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遗产类型，为大运河申遗扫清了理论障碍。消息传来，让三位一直为之奔走的老专家看到了曙光。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毕生心系大运河，视其为“未竟的事业”；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专家郑孝燮，深知运河对城市文脉的深刻塑造；自幼生长于杭州拱宸桥畔的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对运河的衰落、污染痛心疾首。三人在杭州一拍即合，决定联名致信运河沿线城市的市长。

信中，他们精准切中了要害：既要阐明大运河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价值，更要直面“行政区划割裂、缺乏统一规划”的现实困境，呼吁以创新思路推进保护。这封信，成为凝聚共识的关键纽带，实现了专家远见与地方意愿的“双向奔赴”。

一场联动的考察，点燃举国护遗的热忱

呼吁信的影响力迅速发酵。2006年初，全国政协数十位委员联名提案响应，直接促成了当年5月那次载入史册的“大运河全程考察”。

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时年九十岁的郑孝燮在出发前夜因急病送医，醒来第一句话竟是：“还赶得上去天津吗？”其情其诚，令人动容。罗哲文、朱炳仁则全程参与，与专家一道，徒步丈量，细察古闸，记录着运河的每一次呼吸与脉动。

这次考察，不仅为申遗积累了宝贵的学术基础，更标志着保护力量从分散走向联合。同年5月，沿线城市共同发表《杭州宣言》，宣告联合申遗格局的形成。一场自下而上、由点及面的文化保护热潮，就此成燎原之势。

一个国家的行动，破解“九龙治水”的难题

专家谏言与民间热情，很快汇入了国家战略的航道。高层领导对运河保护作出明确指示，要求“使城市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和谐发展”。2011年，国家文物局牵头，启动申遗文本编制，并成立了跨越八个省份、三十五个城市的部际协调机制，从根本上破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壁垒。

在国家统筹下，一个系统性的运河整治与保护工程在沿线展开：清淤截污、修复古迹、梳理文脉。杭州拱宸桥、扬州瘦西湖、苏州古城河等遗产点重现生机，大运河逐渐恢复了水清岸绿、文脉流淌的风貌。

2014年6月22日，卡塔尔多哈，当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一刻，实现了“运河三老”的夙愿，也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迈入一个新阶段。

一种流动的传承，照亮文明前行的道路

申遗成功，绝非终点，而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新起点。近十年来，“运河三老”提出的“运河品质保护”等理念得以深化践行。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建立，确保文物安全；朱炳仁等通过创办艺术馆系统展示申遗文献，让历史记忆得以保存；文化带建设蓬勃开展，运河研学、非遗展演、水上巴士让古老运河“活”在当下，赋能城乡发展。

如今，年逾八旬的朱炳仁仍活跃在一线，他坚信“大运河是活的文化，不应该苍老”。他的坚守，正是这场文明接力薪火相传的缩影。从一纸书信到国家行动，大运河的二十年蜕变之路，揭示了文化遗产保护道路的成功密码：它离不开有识之士的初心呐喊，有赖于国家层面的系统擘画，更依靠亿万民众的自觉参与。这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大运河的流水，奔腾了二千五百年；而对它的珍视与守护，在这场跨越二十载乃至更久的接力中，历久弥新。那封二十年前的信，以及信背后三位老人与无数后继者的赤子之心，如同运河上的古塔灯火，一直照亮着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浩荡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