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主力向鸭溪一带机动转移,当面的国民党军却始终遵照此前的部署按兵不动。国民党前线将领普遍判断,连续辗转作战的红军已经陷入无计可施的被动境地,索性也停止了推进节奏。远在后方的蒋介石却始终心存疑虑,他认定红军这一番从容移动绝非无目的的流动作战,极有可能是故意抛出的诱饵,目的就是引诱己方部队贸然出击,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出于这份警惕,蒋介石很快调整了围堵部署,再度祭出此前行之有效的堡垒战术,命令各部稳步向西收缩,先行抢占遵义以西的核心战略要地仁怀与鲁班场,牢牢卡住红军向西机动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川军部队从桐梓方向朝着遵义逐步推进,从东侧形成挤压态势;滇军孙渡部受命进入贵州西部地区,随后稳步向东压缩,从西侧布下封锁线;黔军王家烈部则兵分两路,一路进驻打鼓新场,另一路在土城一线严密布防,彻底封死红军向西发展的通道。几路大军从四面步步紧逼,原本就处在狭小区域内的红军瞬间陷入四面夹击的险境,局势岌岌可危。
就在这关键的夜晚,红军的技术侦察部门依旧没能成功破译国民党军刚刚更换的新密码本。面对国民党军这套全新的围堵策略,M泽东和红军核心指挥成员连夜围坐在一起,反复推演下一步的突围计划。讨论中,有人提出可以先攻取打鼓新场,撕开一个缺口跳出包围圈,朱德等几位前线将领结合当前态势研判,也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具备可行性。唯独M泽东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反复向众人说明,打鼓新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蒋介石的军事阅历和指挥风格,红军能想到的战术方向,他必然也早已预判到,这座看似防守薄弱的据点,大概率是国民党军布下的圈套。
次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对这一作战方案进行集体表决,最终形成了少数服从多数的结论,多数人同意发起打鼓新场战斗。周恩来按照会议决议,连夜着手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正式作战命令。M泽东对此十分焦急,甚至以辞去当前职务的方式试图阻止这次作战行动,却依旧没能在会议上扭转多数人的意见。另一边,执笔起草作战方案的周恩来也迟迟无法落笔,他始终觉得这个方案缺少一个能确保红军全身而退的完全之策。
与此同时,王稼祥和张闻天也渐渐察觉到,会议上对M泽东的反对意见回应得过于草率,两人静下心来逐句复盘M泽东此前的发言,越琢磨越觉得他的判断绝非危言耸听,每一条担忧都贴合当前战场的实际态势。原本倾向于执行会议决议的周恩来,也在反复推演中开始重新审视M泽东提出的所有建议。
不愿坐视红军落入圈套的M泽东,连夜找到周恩来再次沟通,他向周恩来详细拆解了当前的战场细节:蒋介石是正经军事出身,此前的异常按兵不动本身就暗藏陷阱,打鼓新场这个看似唾手可得的“软肋”太过明显,恰恰说明对方早已在此设下重兵埋伏。即便红军付出代价真的打下打鼓新场,也依旧无法突破国民党军的多层包围圈,而红军发起进攻的核心目标,本就是彻底跳出围堵。就在两人深入沟通的过程中,技术侦察部门传来消息——红军终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新密码本,截获的电报内容完全印证了M泽东的判断,国民党军正是在故意摆出防守空虚的姿态,引诱红军进攻打鼓新场,好钻进早已布好的合围口袋。
1935年3月11日,中央正式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决议,同时决定成立由M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接下来的军事行动。红军突然取消原定作战计划、按兵不动的反常举动,让国民党军指挥部大为慌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判态势,却始终猜不透红军的真实意图,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此时M泽东提出,转而向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发起猛攻,这个提议让不少将领心生疑惑——鲁班场的防御强度比打鼓新场还要坚固,进攻难度显然更大。M泽东向众人解释,以当前的态势来看,无论选择打哪一处据点,都不可能直接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唯有集中兵力猛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才能调动国民党军的部署,顺势完成三渡赤水的机动动作,从赤水河上游向西跳出包围圈,让原本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转变为单面对敌的有利态势。
1935年3月15日,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红军干部团从三个方向同时向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发起猛攻,周浑元依托早已修好的坚固工事死守不出,双方的战事迅速进入白热化阶段。直到此时,周浑元才终于确认,眼前的红军绝非佯攻,他立刻向蒋介石发出求援电报,请求火速增兵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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