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9点半,解放路某三甲医院门诊楼玻璃门外,32岁的赵蕊(化名)第三次走向一群吸烟者。她眉头紧锁,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这里是医院,能不能去远点抽?” 烟雾中,一位中年男子弹了弹烟灰,语气带着不耐烦:“门外又不是禁烟区,你管得着吗?”这场持续十分钟的对峙,最终以赵蕊的无奈和围观者的议论告终。对她而言,二手烟不仅是刺鼻的气味,更是父亲二十年的烟龄让母亲患上肺癌,最终五年前离世的悲痛,还有她体检报告上的肺部结节。所谓“游烟”,即吸烟者在行走或停留时产生的流动烟害。自上海启动室外游烟专项治理以来,这一现象在全国多地引发讨论。一边是像赵蕊这样被二手烟围困的市民,在医院、学校、商圈等场所外被迫“吸霾”;另一边是烟民群体的焦虑:“室内全面禁烟后,连户外抽烟的空间都要被挤压吗?” 这场围绕呼吸权的博弈,正从个体冲突升级为城市治理的新课题。
A医院学校门外被烟雾笼罩的 “健康敏感区”在浣纱路某医院南门,每天清晨7点就有吸烟者聚集在花坛边。28岁的新手妈妈林薇抱着6个月大的女儿进医院时侧身避开飘来的烟缕。“上周有个男人在我旁边连抽两根,宝宝当场呛得咳嗽,我冲他喊孩子太小,抽烟离远点,他却理也不理。” 她掀开婴儿车遮阳篷的动作里满是无奈,“现在我包里永远备着防雾霾口罩,可新生儿怎么戴?”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庆春路上的某家医院。就在6月11日下午,陪感冒的儿子就医的王女士目睹儿子被烟味刺激得剧烈咳嗽,当场对吸烟者怒吼:“我儿子刚做完雾化,你这烟比毒药还毒!”对方沉默几秒,将烟头踩灭在地砖缝隙里,留下一串火星般的碎屑。
医院门口的游烟只是一个缩影,在不少中小学门前,每天下午放学时段的游烟则让孩子们避无可避。在影业路上,每天下午4点20分小学的铁门刚打开,穿蓝色校服的孩子们就涌了出来。五年级学生陈乐乐捏着鼻子跑向外公:“外公,你身上又有烟味!” 老人尴尬地掐灭烟头,鞋底在地面蹭了蹭。记者连续五天蹲点发现,放学时段该校门口50米范围内,会新增四五个烟头。“家里老婆管得严,只能在学校门口过过瘾。” 接孙子的李师傅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点烟时特意转身背对人群。他三十年的烟龄让戒断变得艰难:“有次憋了半天,在校门口便利店买水时偷偷抽了一口,被值班老师逮个正着,现在只能躲到马路对面的拐角处。”但这种“妥协”并未减少危害——烟雾随风飘散,仍有不少接孩子的家长皱着眉后退。
对于这样的家长,老师们也很无奈。一所小学德育主任坦言,学校曾发起“无烟家长”倡议,却收效甚微。有学生在作文里写道:“爸爸接我时总在抽烟,我觉得很丢人,但他说‘男人都这样’。”这种无意识的示范,让控烟教育在家庭层面遭遇阻力。
B流动烟害的 “隐形威胁” 让人防不胜防龙翔桥地铁站C出口,是杭州最繁忙的地铁站点之一。周四上午10点,记者计时观察,20分钟内,9名出站乘客在台阶上点燃香烟。其中,一位背着双肩包、穿着休闲装的游客格外引人注意。他刚走出地铁站,便熟练地掏出香烟点燃,一边抽着烟,一边朝着湖滨银泰方向走去。记者出于职业的敏感,决定跟随观察。
在随后的800米行程中,这位来自南京的游客王先生,在延安路公交站、平海路口、国大城市广场门口三次停留吸烟。每一次,他刚停下脚步,手中的香烟便开始吞吐烟雾。周围的行人,无论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还是带着孩子逛街的家长,都不得不皱着眉头,无奈地选择绕行。当记者上前表明身份,告知王先生自己一直在跟随观察时,王先生脸上闪过一丝愧疚,他坦言:“我知道公共场所不该抽,但烟瘾来了实在忍不住。”言语间,既有对自己行为的懊悔,也透露出烟民在无处可吸时的无奈。
对于路上的行人来说,面对游烟现象,虽然心生不满,但至少还能采取躲避措施,尽量远离烟雾的侵扰。然而,周边的商户们面对游烟问题,却是有苦难言,只能干着急。上塘路丁记盐蘸牛肉店的老板阿梁,至今仍对一张投诉单耿耿于怀。不久前的一天,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告知,有顾客举报“店外有人吸烟”。当时阿梁正在后厨专注地切牛肉,店里生意正忙,根本无暇顾及店外的情况。他调出监控录像查看,才发现是两位熟客吃完饭后,顺手在店门口的台阶上抽起了烟。这一幕恰好被邻桌用餐的客人拍下并举报。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阿梁在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贴上了“请勿吸烟” 的警示牌,还专门安排服务员在店门口留意情况。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个别客人趁着服务员转身忙碌的间隙,偷偷在店外抽烟。阿梁满脸无奈地说:“我们做小生意的,总不能跟客人起冲突,可这样下去,真的影响生意和口碑。”
而外卖骑手群体在吸烟问题上,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整日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等单的间隙成了难得的休息时间。骑手小张一边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无奈地说:“站长说不能在站点里抽,可外面又没有专门的吸烟区。我们等单的时候无聊,就想抽根烟解解闷,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这种“无处可吸”的焦虑,让不少烟民骑手选择在路边“速战速决”。他们或许只是想快速满足烟瘾,但却在不经意间将二手烟的危害转嫁给了周围的行人。
在繁华热闹的城市街头,游烟现象就像一道不和谐的音符,打破了城市文明的旋律。它不仅影响着城市的环境和形象,更危害着公众的健康。如何在满足烟民合理需求的同时,维护好公共场所的秩序和公众健康,成为了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或许,增设更多规范的吸烟区,加强对公共场所禁烟的宣传和监管,才是缓解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
C从刚性执法到柔性共治 杭州发起无烟西湖活动针对市民游客对游烟的投诉,5月30日,杭州市举办了第38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活动,发布最新控烟工作阶段性成果。现场,“无烟杭州”动漫形象“杭小清”新鲜出炉。据统计,杭州市成人吸烟率已从2008年的25.4%降至2024年的18.52%,远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提前实现“健康中国2030”控烟目标。近年来,杭州通过“部门联合执法+日常监管执法”双轮驱动模式,针对餐饮、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并依托志愿者V站、社区控烟嘉年华等平台和载体广泛开展无烟倡导,同时在省内率先启动社区戒烟门诊,构建起“执法+倡导+服务”的立体化控烟体系。
基于在公共场所控烟领域的突出实践成果,杭州市荣获了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2024年世界无烟日奖”,是西太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控烟工作获得国际上的认可。杭州体系化控烟经验被收录为健康中国行动控烟行动优秀案例、健康浙江行动示范样板,为全国、全省控烟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杭州方案”。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夏俊波说,烟草的危害很大,尤其是对呼吸道,很多人的烟瘾根深蒂固,一直到确诊重大疾病才会意识到吸烟的危害。为了防患未然,他建议,有10年以上吸烟史的40岁以上人群,活动后出现气短现象的,都要去医院检查肺功能,早发现早治疗。控烟工作是提升城市形象、凝聚文明共识的全民实践。针对游客反映的西湖“游烟”问题,杭州以“无烟西湖”建设为切入点,发起《“无烟西湖”倡议》,推动“无烟杭州”品牌升级。
对于游烟的治理,全国多地也发布了相应的规定。2024年12月,上海市爱卫办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室外二手烟控制 推进无烟健康环境建设的通知》,对室外排队等候区等八类重点场所明确规范要求。
此外,2025年3月中旬起,上海还在武康路、豫园商城、新天地、外滩、南京路步行街、陆家嘴商圈、今潮8弄、蟠龙天地等8个中外游客集中、人群密集的“网红”地标场所,重点推进室外“游烟”控制。
更早之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中已经明确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外禁烟区域,其中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儿童福利机构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体育场、健身场的比赛区和坐席区,等等。此外,该条例中还提到“在非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应当合理避让不吸烟者,不乱弹烟灰,不乱扔烟头”。
《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中也明确,托幼机构、少年宫、中小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等场所的室内外区域,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的室内外区域等禁止吸烟。
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
■记者手记游烟治理体现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游烟” 治理之所以艰难,在于其涉及根深蒂固的个人习惯和复杂的社会场景。部分吸烟者缺乏对他人健康的尊重,将公共场所视为个人吸烟的 “自由空间”;而城市管理者在执法过程中,也面临取证难、处罚难等现实困境。此外,配套设施不完善、宣传教育不到位等问题,也使得治理工作难以一蹴而就。破解“游烟”难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城市管理者应创新治理方式,通过科技手段精准监管,在重点区域安装监控设备,提高违规吸烟的发现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处罚力度,形成有效震慑。同时,要合理规划吸烟区,为吸烟者提供合规的吸烟场所。而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都应主动提升文明意识,对 “游烟” 行为勇敢说 “不”,以实际行动维护公共环境健康。
治理“游烟”,既是对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的检验,也是对公民文明素质的考量。唯有政府、社会、个人形成合力,以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行之有效的举措,方能打赢这场文明攻坚战,让无烟、健康的公共环境成为城市文明的亮丽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