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逋在孤山写的代表作 吴山上的“第一山”是米芾写的“书法尚意”是中国书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美学理念,强调书法创作应超越单纯的技术法度,追求精神意趣、个性表达和内在情感的抒发。它是对唐代“尚法”(注重法度严谨)书风的一种突破与发展,将书法提升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书法尚意”尤其以宋代书法为代表。
杭州自隋唐时期的名郡发展为五代吴越国都,至两宋时期更从“东南第一州”跃升为全国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杭州汇聚了大批文人雅士和书画艺术家,形成了浓厚的艺术创作氛围,就连皇帝、官宦也以翰墨为尚,使杭州成为引领全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重镇。
人称“梅妻鹤子”的林逋、“杭州老市长”苏东坡、写下“还我河山”的岳飞……他们的书法作品与杭州都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本期的杭州Discovery,内容是都市快报联合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推出的“橙柿说史”栏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杭州市文史研究馆近期举办的“两宋书法”主题讲座,通过讲座内容实录,领略两宋杭州书法的独特魅力。
杭州籍书法家林逋的代表作今年1月曾回到杭州在宋代杭州籍书法家中,林逋、吴说都有佳作流传。
钱塘人林逋(967-1028),从小立志为学,饱读经书。宋景德年间,他曾游历汴、淮一带,后归隐于杭州西湖孤山一带,二十余年间以山为家,淡泊名利,喜赋诗作书,栽梅饲鹤。
林逋善行草书,风格清劲,超尘绝俗。其笔意清劲恬逸,布局疏朗闲阔,甚具韵致,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卷》《二帖》《三君帖》等。林逋的《自书诗卷》,是林逋存世的唯一鸿篇巨制,为其代表作,现藏故宫博物院。今年1月,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的“观茶——茶文化精品文物展”中,这幅创作于杭州孤山的《自书诗卷》于千年后回到杭州,与今人相见。
见字如面。这幅作品章法布局疏朗有致,字体大小相宜秀活,给人以清新、静逸、脱俗之感,表现出独有的艺术气质和意韵,颇有瘦鹤孤高之趣。
“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这是宋高宗赵构在《翰墨志》中对吴说书法的评价。当年,吴说在九里松的牌坊上写了块匾,高宗皇帝去天竺进香礼佛,经过九里松时看见此匾,不以为然,同天竺和尚说,此匾看似一般,和尚紧接着说,能否请皇上赐一墨宝,高宗皇帝果然写了一块挂在上面。
后来,高宗皇帝几次去天竺进香,看到自己写的匾不如吴说的好,于是又命天竺和尚把自己写的匾摘下来,重新挂上吴说的匾。这段趣闻记载在陈晦《行都纪事》中。
寓居在杭的书法家苏轼是书法革新派宋代理学兴起,书法进入了“郁郁乎文哉”的时代。
治平二年(1065),54岁的蔡襄出任杭州知州。他勤政惠民,也寄情山水,吟诗赋词。蔡襄最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可谓宋代楷书第一人。《山堂帖》是蔡襄晚年的作品,笔法凝重沉稳,点画圆润姿媚。蔡襄一生于颜真卿书法研习最深,在其早、晚年的作品中最为明显。《山堂帖》正是蔡襄书法“归于淳淡婉美”的代表作。
苏轼的书法,早年学“二王”父子,中年致力于颜体,并吸收徐浩、杨凝式之长;又大胆参合己意,发扬革新精神。
苏轼曾为杭州通判,他与杭州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杭州留下许多墨迹,著名的有《游虎跑泉诗帖》《次辩才韵诗帖》。
《表忠观碑》是苏轼身体力行实践“尚意”书风的佳作,也是他读书万卷、下笔有神的杰作。正如清代学者余懋檬所说:“苏文忠再官于杭,其翰墨传刻武林禹航者至多,辉映湖山,错落相照。若瑰玮独绝,尤极神妙,则以吴越武肃王祠堂碑为最。”可惜石碑早已损毁,仅存拓文,现在钱王祠内的“表忠观碑”是明代重刻的。
苏轼不但在书法创作上开启宋代“尚意”之书风,在书法理论上他虽然论述不多,但见解独到,对后学书者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他写道:“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