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以中国为方法”,建设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2026-04-11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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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现在已经从倡导阶段走到了攻坚阶段。攻坚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探索重建中国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了学术规范,是学术合法性的证明。辨识和继承学术传统是方法论创新的必修课。有两个学术传统值得很好继承:一是基于语文学深厚基础的文本阐释传统;二是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传统。我们需要将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有机结合,从传播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并形成方法论上的约束意识,去搜求更具独特价值的传播史料,真正做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论从史出”。

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现在已经从倡导阶段走到了攻坚阶段。倡导是要解决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方向问题,攻坚则是要解决学术研究的科学基础问题。任何知识体系,无论是“自主的”还是“借鉴的”,能不能有生命力的关键,都在于她能否具有科学的解释力。华夏传播以及中国传播史、传播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形成了学科认同,聚集并培养了研究队伍。这个学科方向在推进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体现出坚定的文化主体意识,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攻坚阶段,一个重要的任务,或者说一项必经的跨越,就是探索重建中国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这是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建立学术规范的必经阶段,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作的深化过程。

一、为什么现在要重视方法论问题

西方传播学受科恩“范式论”的启示,有意识地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乃至哲学那里借鉴移植方法论,结合传播研究加以改造,用以阐释现代信息传播规律。有了方法论的加持,西方传播学才有了自己的“学科规范”,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

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后,逐渐和新闻学融合。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我们意识到方法论的引进是传播学科建设的必经阶段,引进传播学及相关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后,新闻传播研究变得“别开生面”,学理性增强。但是在这个阶段,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方法论“幻境”、“言必称希腊”和形式主义等问题。方法一旦无的放矢,就从思维工具变成了思维桎梏。

方法论所提供的是思维工具,经验所提供的是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意识则来源于价值和目标选择以及洞察想象力。强调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意识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也是中国传播研究自身学科建设的必答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传播研究要“以中国为方法”是一个简略的表述,本质上是呼吁建设包含了方法、经验、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在内的完整的中国传播学的学术体系。

我们提出传播研究要“以中国为方法”,是针对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情形。这一套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现代性的社会发展和媒介工业的技术条件而产生。尽管其中不乏对人类社会的一般传播规律有所总结,但是在价值观立场、社会文化根性、问题意识导向、经验案例内容方面都与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距离。用这一套现成的理论方法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传播史。西方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缺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体认,对于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形态也缺少深入的理解。

在信息化发端时刻引进的传播学让我们意识到: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这是一体两面的。文化是流动的凝聚体,古老的中华文明至今生生不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在于它的传播特点和规律。从传播的视角对此做系统性的解释,正是当代中国人应做的工作。系统性发现并阐释中国社会如何得以通过传播而建立起独特的结构形态,中国文化如何通过传播机制得以赓续,中国特点的传播方式如何与它的价值观文明观深度嵌合,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历史总结和借鉴改造形成适合于中国传播研究的方法论。

二、辨识和继承学术传统是方法论创新的必修课

传播学引入中国已30多年,但华夏传播和中国传播史、传播思想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是个冷灶。随着中国崛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如何建立学术自信的问题凸显。中国传播研究势必要将现实经验研究、基本理论创造和传统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辨识和继承学术传统是方法论创新的必修课。

当代传播研究源于不同的文化和知识传统,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传播学派,中国的传播研究要接续什么样的学术传统呢?中国学术传统的主流是实学,即实用之学、实证之学。实用之学,是指学术关乎天下兴亡、文化赓续,不是一时一地一家的功利之用。实证之学,是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讲求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所以,中国人将学术研究看作是一种“成人”的知识涵养和精神实践活动,是一种有益治道和化育人心的公益活动。在这里,我仅从华夏传播和中国传播史、传播思想史方向来谈谈对学术传统和方法论继承的理解,有两个学术传统是值得很好继承的,即:基于语文学深厚基础的文本阐释传统;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文本阐释传统。经典的历史研究依赖于艰苦细致的史料搜求工作。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剔抉出典型的史料,再将这些史料串成系统化的阐释结构,需要深厚的语文学基础。这是避免过分受到现代翻译的学术概念牵制而导致对史料误读的前提。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几乎全部来自西方,而且经过了翻译文本的“二传手”,这就难免出现用西方传播学词语套解中国古代文献的情况。这不是认知层面难以避免的“反向格义”,而是由于缺乏对中国语文的基本知识和亲切领悟而发生的误读。邓广铭先生提到从事历史研究,要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职官制度和文献目录学。语文学基础是总的基底。研究者先要将古代文献读懂弄通,在此基础上才谈得到准确运用这四把钥匙。王国维先生倡导“二重证据法”,也是要先有语文学基础。有深厚学养的老一辈学者,自幼受到“四书五经”“史传文选”等的熏陶,但今天的学者,语文学基础缺欠是一个大的问题。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的渊薮,我们越是深入了解掌握它,就越不容易落入“反向格义”的陷阱,越有机会发现中国本土思想的特色。

第二个传统是以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新学术超越古代学术的关键一环。古代学术以经世致用、教化人心为目标,现代学术以剖析社会、启迪民智为目标。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从王国维、胡适以来的20世纪新学术传统,它既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东方出版社于2009年起整理出版了一大套“民国学术经典丛书”,系统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呈现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多元面貌和整体成就。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借助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跳出传统话语的束缚,形成切合自己研究命题的系统化历史分析思路。许倬云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运用历史统计学的方法处理史料文献也很成功。

三、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有机结合

从传播史和传播思想史视角开展的研究有基本的问题意识。我们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传播现象,从中总结出传播规律。传播现象可以直观体现为具体的媒介形态,也可以体现为人的交流行动以及制约人们交流行动的传播制度。在过去的学科分类中,对于这些现象的叙述大量分散在印刷出版史、交通史、中外交流史、文学史、语言修辞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贸易史、艺术史、宗教史、民俗史、军事史、教育史、法制史、科技史等领域。这也说明传播渗透到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分门别类的历史叙述,都是以现代学术分科和各自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其中涉及的各种传播现象,被当作不同学科的材料片段地运用。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现象聚拢起来,还要去发掘其他学科没有发现没有重视的传播现象,并且给予这些现象以系统化的梳理、分析和阐释。我们要学会运用两把尺子。一把是传播学的基本关切和专业测量的尺子,将“交流”“交往”作为贯穿历史叙述的主脉红线;另一把是其他学科知识谱系的尺子,贴切地理解它们的基本关切和逻辑框架,看它们是如何理解传播或媒介,如何叙述传播现象的。这两把尺子要交替使用,在交替使用中让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涌现。所以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带着现代新闻传播学范畴的有色眼镜,到故纸堆里去爬梳表面相同的关键词,而是要重返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客观地认识历史上的传播事物。

从传播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考察中国人生活和观念中丰富的独具特色的“媒介”形态;(2)考察中国人的中介化交往行动,看这些行动如何建构起典型的中国人的社区和社群;(3)考察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中的媒介制度和媒介权力,从传播的角度解释国家、社会组织结构和机制的生成;(4)考察我们这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内部的文化交流方式以及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往方式,解释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5)阐释中国人传播行动背后的信仰、伦理、心态、惯习乃至中国人的交往哲学和智慧。

为了很好地描述中国传播独特而丰富的现象,且很好地解释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将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着眼点结合起来。在优秀的历史学著作中我们学得了对史料的细读方法,我自己大概总结了一下。第一,考究史料文献的价值层次,明确什么是第一手材料,什么是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在什么条件下采纳编排这些材料,而不是随意地、颠倒认知地采用这些材料;第二,考究史料中的关键词和中心意义;第三,考究材料的文脉逻辑;第四,考究文献体例、文体格式;第五,考究文献的修辞策略;第六,考究文献的语境即互文性;第七,考究文献所涉及的事件和背景。

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典型剖析往往能够起到举一反三、举轻若重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将问题意识具体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适度聚焦。尤其是针对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关键的人物、关键的事件,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大关节。研究的功力则显示在如何剖析大关节里面的典型细节。为了充分展示大关节里面的细节,在史料的采集、考证和运用方面要尽量做到搜天索地、四面包抄。历史的奥妙和趣味往往隐藏在细节当中,只有让史料自己讲话,才能真正做到 “论从史出”。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3期,原标题为《论“以中国为方法”——中国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WrcRaRuVz961xcLDSMsOw。

【作者简介】

吴予敏,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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