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造谣者获刑

文章来源：天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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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30 18: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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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上午，“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一案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这起案件去年12月底由自诉转为公诉，向大家传递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今天上午，天目新闻记者参与了庭审旁听，记者从庭审现场获悉，两被告人郎某、何某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均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

记者从庭审现场获悉，被告人郎某在庭上表示，其对所犯行为感到后悔，想向谷女士和她的家人朋友说对不起，想向全社会说声抱歉，希望能从轻处罚。郎某表示其与谷女士本人不认识，也没有过节，只是无意间拍到谷女士取快递，就顺着编了下去，不知道会触犯法律。何某也在庭上表示抱歉，愿认罪认罚。两名被告均表示非常后悔，以后会遵纪守法做人，对社会作出贡献。庭上，公诉人表示，该案的意义在于还网络一个清朗环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根据记者此前报道，“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一事起因发生在2020年7月，谷女士在小区楼下取快递的画面被便利店主郎某拍下，他与朋友何某分饰“快递小哥”与“女业主”身份，捏造了暧昧聊天内容，并将偷拍的视频与聊天内容截图发至微信群。“少妇出轨快递小哥”这一谣言随后传开，对谷女士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被公司劝退离职、确诊为抑郁状态。

同年12月14日，余杭法院立案受理谷某某诉郎某某、何某某诽谤案。12月26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最新的案件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郎某、何某诽谤谷某一案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

谷女士曾表示，“能够确定立案，就足以告诉社会上同样有此龌龊之心的人，诽谤不是口头的开开玩笑，是需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的。”

记者了解到，自诉转公诉意味着案件的性质发生了转变。郑晶晶律师曾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本质上自诉案件的证据收集、取证都是自诉人自己的义务，转为公诉案件以后，公安机关代表国家公权力介入，侦查权限远大于自诉人，案件进展会更加顺利。

继自诉转公诉后，该案被移送至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曾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自诉转公诉是对刑法规定的“告诉的才处理”的创新应用，在依法保护公民人格尊严等方面具有标杆意义。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

针对被告人郎某在庭上表示想跟吴女士致歉的说法，吴女士表示，道歉是对方的权利，但她拒绝接受。“案件发生到现在快十月，如果是有诚意的道歉，那来得太晚了”。

事件回顾

"少妇出轨快递小哥"造谣者被人肉坚称只是闲得难受

吴思思（化名）依然会收到来自网友的辱骂。

作为杭州“少妇出轨快递小哥”事件的受害者，她终于走出网络暴力带来的“社会性死亡”阴影，并可以无视一些男性网友的不友好评论，但一些女网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言论，还是会让她感到寒心。

这也让她更加明白，追责之余有必要做些什么。

（事情发生后，吴思思的烟瘾变得很大，她常坐在阳台上抽烟，收养的流浪猫璀璨陪着她。）

在用法律对造谣者进行追责的同时，吴思思正尝试把自己变成一座桥，桥的这边是同她一样正在遭遇和已经遭遇诽谤侵害的女性，桥的那边是媒体从业者、法务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等所有能集结起来的力量。吴思思越来越相信，她是在为和她有相似遭遇的“她们”维权。

受害者吴思思走到了台前，造谣者郎滔、何恺却努力地与事件进行切割。

在被行政拘留9天后，郎滔的变化不仅是减掉的7斤体重，他从朋友口中的“阿郎”，变成了警方案件通报里的“郎某”。

他的手机里满满都是陌生网友的谩骂，他在受访时依然坚持造谣是因为“闲得难受，开个玩笑”。而原本明年准备结婚的何恺，则努力躲避着媒体的追访。

造谣的出发点：闲得难受

郎滔坐在便利店里，透过百叶窗看向窗外。

一位中年男性顾客走过来，郎滔起身、回头，手伸向背后的香烟货架，几乎在顾客说出香烟品牌的同时将烟递给了顾客。

“有时候他们还没走进店，我看样子就知道他们要什么。”郎滔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玩世不恭的笑容。他今年27岁，中等偏上的个头，穿衬衣搭配黑色工装外套，长相和打扮都很年轻帅气。

便利店的工作重复且枯燥，今年7月初，郎滔才开了这家店。这是杭州良渚一小区旁边最普通的便利店，除了卖一些生活用品，也卖一些关东煮、烤肠等小食品。顾客类型基本固定，周边工地上的工人会过来买一包便宜的香烟，有些主妇直接穿着棉睡衣进来拿点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偶尔会有附近路过的年轻人，在便利店里买关东煮、烤肠等凑合一顿饭。大多数时候，郎滔和顾客之间的交流基本不会超过三句话。顾客询问物品摆放的位置，郎滔回答，买单后交易结束。

郎滔已经记不清楚7月7日那天为什么要去隔壁的快递驿站。也许是为了取快递，也许是去帮忙。当时便利店里没有顾客，百无聊赖的郎滔就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前来取快递的漂亮女孩，随手拍摄了一段长度9秒的视频。

（郎滔在便利店里，便利店的生活单一枯燥，经常要工作到凌晨2点）

入镜的是他此前从不认识的女孩吴思思。在驿站门口等着取件的吴思思还不知道，随着郎滔镜头的打开，一个巨大的舆论漩涡，已经向她露出狰狞的黑洞。

郎滔将拍摄的视频发到了杭州良渚本地一个275人的车友群。同在车友群的何恺联系郎滔，提议编点剧情一起去“耍耍”群友，俩人一拍即合。在俩人伪造的聊天中，吴思思是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寂寞富婆”，和所谓的“快递小哥”发生关系。

劲爆的“剧情”发到群里，群友们或夸张、或惊奇的反应，都让郎滔有了莫名的“满足感”。和群友的联系，是郎滔生活中打发时间的重要方式，也是他生活中的调味品。

没有顾客的空闲时间，郎滔大多数时候就坐在收银台后的折叠椅上玩手机，为了将更多的空间留给货架，收银台后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最少，郎涛个子高，坐在里面需要侧着蜷缩身子。郎滔喜欢车，他加入的车友群里基本都是20多岁的男性，平时就是“吹吹牛”，一起“看看段子”。郎滔喜欢热闹，是群里非常活跃的人。

就在郎滔以为这个拙劣的玩笑已经过去时，一个月后的8月4日，车友群内一名姓陶的群友将上述聊天记录和吴思思取快递的视频，打包发送到另一个群中，在 “有图有真相”的视频“佐证”下，“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开始扩散。

郎滔说，陶某转发视频和聊天记录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可真是挑了个好日子。”

一场关于流言的无妄之灾

四个月前的8月6日晚，吴思思第一次看到了那段偷拍视频与编造的聊天截图。

“不可思议，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回过神就觉得愤怒，特别的愤怒。”吴思思反复观看着那段视频。那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取快递场景，自己穿着长度到小腿的连衣裙，也没有任何轻浮的举动，甚至都没有和其他人进行多余的交流。

辗转难眠的一夜后，吴思思发现事情朝着她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8月7日上午，视频传到她所在的同事群、小区业主群与超市团购群。

谣言登上了杭州本地的热搜榜，视频造成的恶劣影响开始辐射到现实生活中。从吴思思所居住的小区居民，到吴思思的公司同事，以前北京的同事都在议论这段视频和截图，她甚至收到一位网友从国外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句，“你和快递小哥上床视频我们全都看了。”

郎滔与何恺编造的聊天截图里，郎滔使用的是真实微信号，而何恺是注册的小号。不少认识郎滔的朋友纷纷发视频来向他打听“是不是真的”，“你怎么知道的”，“你们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事有点闹大了，就在群里发了声明，说我是闹着玩的，我是编造的。”郎滔说，编造的谣言过了一个月了，还能被人翻出来转发扩散，他觉得群友陶某可能是“别有用心”，但现实中自己和陶某并不认识。“我不知道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纯粹就是闲得难受。”

“闲得难受”也是郎滔对自己拍摄视频出发点的解释。因为“闲得难受”，所以“开个玩笑”，郎滔解释，他对吴思思并无恶意。“我压根就不认识她。你想我如果要针对她，为什么要用我自己微信去伪造聊天？”

一直到此时，郎滔和何恺还是认为，“这就是个玩笑”，充其量，也就是恶作剧的标准。

事情的发酵程度显然早就超出了“开个玩笑”的范畴。在名誉和生活都受到严重损害后，8月8日凌晨4点多，吴思思决定报警。她在朋友圈对此事的经过进行公开说明，其中有一段写道：“选择站出来说这些不完全是为了自证清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女性遭遇过、正在遭遇或许以后可能遭遇和我相同的境遇，只是希望不要退缩，勇于抗争到底。”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分局对造谣者郎滔和何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二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情节较重”，拘留9天。

接近“社会性死亡”

造谣者虽然被拘留，但恶毒的流言就像水蛭，追逐啃噬着吴思思。

为了收集整理资料，也因为状态不好，吴思思请假一周。8月15日，她接到公司人力部门的电话，对她进行劝退，“人力告诉我，让我在家好好休息，再找找工作。”因为情绪极度不稳，担心她在家出问题，男友徐建为了照顾她，也离职了。

这是他们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在此之前，俩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多年，因为喜欢南方的环境和气候，今年春天刚来到杭州。吴思思是出色的品牌设计师，今年是她工作的第八年。她还是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工资每个月可以拿到1.5万。

在这个事情之前，不管是学习、生活、工作，一切的一切，都在吴思思提前设计好的生活轨道上进行。

“当时来杭州也是我的主意。我们对比了很多城市，觉得最喜欢杭州。”吴思思说话的时候，她养的肥猫“璀璨”会不断地过来蹭蹭她的腿，或者跳上桌子用毛茸茸的脑袋去蹭她的手。吴思思笑着揉小猫的脑袋。这是她来了杭州后收养的流浪猫。吴思思喜欢一切柔软的东西，她穿着粉红色柔软的家居服，客厅里是毛茸茸的垫子，因为早上没有梳洗，长长的头发垂到胸前。

在面对谣言的时候，吴思思变得异常地冷静、坚强。她冷静地收集诽谤信息，一个一个地安排好媒体采访的时间，在自证清白的同时留存证据。

不是没有崩溃的时刻。在毫无预料之下遭到这样令人崩溃的诋毁，她吃不下东西，烟瘾变得很大。晚上整宿整宿地睡不着，有时候睡一会就被各种噩梦惊醒，醒了就抽烟，一天能抽掉一包香烟。

辱骂和流言像织了一个茧，把吴思思困在其中。她想要突破，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动权。她投简历，寻找新工作，良好的从业背景让她顺利地进入到面试最后一关，但是当面试官提出“你为什么要从上一个公司离职”问题后，对话往往尴尬地终止。

吴思思自觉已经接近“社会性死亡”，在职场努力打拼8年，却抵不过一场流言带来的无妄之灾。她觉得被社会抛弃了，她和世界之间，隔着一层有色眼镜。9月8日，她在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吴思思曾经跟郎滔和何恺商量过赔偿和道歉事宜。她相信两人录这个视频的出发点是“开玩笑”，虽然存在恶意，但并不是针对谁，只是那天恰好被自己赶上了。

偷拍事件对她的伤害是切切实实地造成了。她把自己的各种工资、案件证据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单据整理好，男友徐建约了郎滔和何恺面谈，提出每人58000元的赔偿。此外，吴思思写了一个说明，要求郎滔和何恺两人录制视频道歉。

吴思思主动提出郎滔和何恺可以在视频拍摄的时候戴墨镜、口罩。“我自己经历过网络暴力了，虽然他们确实是犯了错，但是我不想要让我经受的网络暴力转移到他们身上。”吴思思说，郎滔已经结婚生子，有个四岁的儿子。之所以当初想息事宁人，是怕自己将来后悔，“我怕毁了他们，我怕我老了以后想起来，因为我的原因，毁了两个人，毁了两个家。就算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我怕自己后悔。”

令吴思思意想不到的是，原本自认“退步”的和解，变成了一场谈判“拉锯战”。

吴思思发去的道歉声明版本，对方改了两遍，最终拍摄出来的版本，又有改动。

不仅如此，吴思思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赔偿金额，何恺一直在讨价还价，希望赔偿降到3万元。“我觉得他道歉的目的是讲价，这不是一个认错的态度，这个道歉我没办法认。”

郎滔同样认为赔偿金额过高。他表示，“吴女士这个钱要的太高了，她应该提供月工资流水，我们按照流水给她赔偿。对于她男友的失业造成损失，我们凭什么要赔偿？”

和解不了了之。“他们没有一个承担错事的态度，我放弃了与他们和解，决定打官司维权。”吴思思说，“截至12月，我的损失超过了20万。但是我不接受道歉，赔偿也可以一分不要。”她已经提起刑事自诉，只希望偷拍诽谤者可以承担刑事责任。

至于视频传播者陶某，警察认定陶某为不知情传播。陶某在群里发布了公开道歉后，主动找到吴思思的代理律师，达成了和解。

拘留9天，瘦了7斤

作为这场诽谤风暴的另一个核心，在便利店里，聊起被拘留的9天，郎滔说，“就进去了呗”。

“在拘留所里就是看电视，吃饭，睡觉，每天也会学习。”说起被拘留的9天，郎滔表现得轻描淡写，仿佛被拘留只是出了一趟家门一样“轻松”。

他的手机号被人泄露后，每天都会收到陌生人的辱骂信息。郎滔的对应方法是不听、不看，不回；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不断给他打电话，他看到陌生号码干脆不接。

他也会用调侃的语气说起遭受的网络谩骂，现实却让他无法完全像鸵鸟一样——郎滔的手机上，密密麻麻全是未读信息的红色标点。在受访时，郎滔随便点开当天上午刚收到的信息，一连三条全是陌生网友发来的侮辱和谩骂。

与他表现出来的轻描淡写不同，实际上，拘留的9天对郎滔而言也绝对不可能轻松。无意之中，郎滔说起拘留前后的体重变化：“拘留了9天，我出来后瘦了7斤。”

因为“身上有了污点”，因此他和朋友一起合伙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被迫更换法人。同样作为“被全网谴责的对象”，何恺直接清空了微博抖音等社交信息，把自己从互联网的一切痕迹都尽力抹去。

从“阿郎”变成“郎某”

郎滔不认可吴思思说的“社会性死亡”。

27年的生活中，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良渚。在他的认知中，“社会性死亡”是个伪命题，“你别告诉别人你是视频里的人不就行了吗？谁会知道呢？”

他读书一直都在杭州，职专和大学都是学的烹饪专业，大学期间他还代表江苏省到北京参加厨师大赛，还曾在人民大会堂领奖。这也是他记忆里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造谣被拘留前的人生中，郎滔经历了一个普通青年所经历的日常。普通又辛苦的工作，按部就班地恋爱结婚。普通的生活中，郎滔有一点“爱炫”的小虚荣：他把饭店关闭后和朋友合伙加盟的房屋中介公司称作“搞地产”。因为喜欢车，喜欢动静，他改装了自己的凯迪拉克，“炸街”的时候，车声一响，真个小区都能听见。

他的“社会性”都在良渚。他把网上的“郎某”和线下的“郎滔”割裂开。回归到线下，他会认真地保护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看不清的侧脸，他都会亲自看着记者删除照片。

亲戚朋友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对于自己这边的亲戚朋友，郎滔不担心会造成形象的危害，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开个玩笑。”

但是面对妻子家的亲戚，郎滔还是会觉得难堪。一些亲友不方便问郎滔，就追问他妻子具体的事情经过。有时候被问急了，妻子只能说：“我也没有办法，我都已经嫁给他了。”

因为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称郎滔为“郎某”。郎滔说，以前朋友都喊他“阿郎”，现在自己出门，朋友们都喊他“郎某”。他给记者看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群人在推杯换盏，有人一边拍视频一边大声喊：“我跟全网最火的郎某吃饭啦！大家来看看他什么样！”

这群线下的朋友基本都跟郎滔有着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在这群朋友中，郎滔尽力地维持着他的形象和声誉。在他看来，“偷拍造谣”不会对他在朋友中的声誉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不讲义气”的危害，可能更大。

正因为如此，事情发酵以来，相对于何恺习惯躲避媒体，他愿意把面对媒体的事情担下来，言语中颇讲义气：“他（何恺）心比较小吧，受不了这些，面对这些他整晚都睡不着觉。而且他明年就结婚了，别因为这个事黄了。”

对于视频传播者陶某，郎滔也不想去追究，“大家都是在这个圈子（良渚）里混的。”

不过，即便如此，郎滔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冤。“整个事我觉得我就是个‘打配合的’，也不是我提出来的要编瞎话，也不是我对外转发的，但是我也做错了，拍视频就不对。”

“那你觉得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呢？”记者问。

“我……不尊重女性吧。”郎滔说，自己也看了一些评论，说他不尊重女性。“其实我们家基本都是我来做饭的，我这两天感冒就是因为洗衣机坏了，我老婆让我用手洗衣服冻感冒了。”

面对网上一些说郎滔是“开豪车的富二代”的评论，郎滔并不认可。“你见过什么富二代会开便利店？这么累，比我当时开饭店还累。我要从中午11点就上班一直到凌晨2点多才下班，一天要在这里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那你后悔了吗？”记者问。

“后悔啊，我每天都后悔。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啊，我做都已经做过了。”

为“我们”维权

经历了一次次的崩溃和心理重建后，吴思思正在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权。

“‘社会性死亡’最令我恐惧的地方，是我不知道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接纳我。”吴思思说，她不清楚这种状态要持续多长时间，这种“未知”最令其恐怖。她努力地走出恐惧，因为她相信曾经的努力和自己的能力，不会因为社会一时间的不接纳而清零，“既然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那我就要让这段时间也变得有意义。”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男友及双方的家人一直温和而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

在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父母会小心翼翼地观察她的状态，会照顾到她的情绪。所有这些她爱的人和爱她的人，在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坚定地、温和地站在了她的身边，和她一起去抵挡风雨。

吴思思有时甚至会感到庆幸。她庆幸自己今年28岁，而不是18岁。“如果是我刚步入社会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我恐怕会坚持不下来，我会首先找我自己的缺点，我会否认我自己。但现在我不会了，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许未来我会离开杭州，那是因为我不想在这座城市生活了，绝对不是因为我陷入诽谤而离开。”

自吴思思在微博上公开遭遇以来，陆续有和她相同遭遇的女性来留言。她们大多20岁出头，刚步入社会，甚至还有18岁的学生。谣言在她们所处的社区或是学校内流传，“基本上就两种类型，一种是说你出轨，另一种说你是性工作者。”这些围绕在女性身上的“荡妇羞辱”，困扰着这些素未谋面的女孩子们。

一个独居的年轻女孩告诉她，因为害怕黑夜，自己每晚开灯睡觉，“被邻居造谣她是不良职业者，时常有人路过她的窗边，说些难听的话。”她鼓励道，“你别害怕，把证据先录音或拍下来。”

吴思思理解她们，也为她们感到担忧，“在她们这样的年纪，别说是咨询律师，可能连如何报案都不知道。”

吴思思的微博上每天都会有几万条的留言。有很多男性网友发来辱骂信息，吴思思不理他们。让她不理解且觉得比较难受的是，一些女性网友发来的辱骂信息，其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的措辞让她感到气愤。

如此种种，让吴思思坚定了一定要追责到底的决心。

“一旦我妥协，一些女生看到我先是勇敢地站出来，最后还是退缩了，那我们还要不要站出来为自己维权，这是会带来直接影响的。”

她说，她想成为一座桥梁。桥梁的这边是一些正在遭遇和已经遭遇诽谤侵害的受害者们，桥梁的这边是媒体从业者、法务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这是她最近一直在思索的东西，“能不能把这些力量集结起来，这些女孩她们很多都不懂，一点外界的帮助，就可以给她们很多力量。”

吴思思说，她希望能够变成可以帮助这些女孩的“力量”。

“我现在一点也不恨诽谤者，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社会，他们只是年龄增长了，但是心智却从未长大。他们对女性的力量一无所知。女性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弱者。与其说我现在是要对他们追责，不如说是对他们这种人追责。”吴思思说，这条路很难，很长，鲜有人走过，但是她已经准备好了。

“到那时，我不再是一个负面新闻的受害者，而是以一个正能量的形象出现，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维权，是为了很多像我一样的‘我们’。”她说

（文中吴思思、郎滔、何恺、徐建均为化名）

来源齐鲁晚报

本文来源：天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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